罪过形式，作为刑事责任的主观基础，始终是刑法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。我国刑法中的罪过形式主要分为故意与过失两大类别，但在具体罪名，尤其是涉及产品质量、公共安全的行政犯中，其认定常面临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挑战。本文以“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”为分析范例，结合个人卫生用品销售的实际情境，对我国刑法罪过形式理论进行再思考。
一、罪过形式理论的现状与困境
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对罪过形式的划分清晰明确：故意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，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与过于自信的过失。在法定犯或行政犯领域，特别是像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这类犯罪，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往往呈现模糊性与复杂性。实践中，许多生产者或销售者可能并非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，而是对卫生标准持“明知可能违反，但放任不管”或“应知而不知”的心态。这导致在司法认定中，故意与过失的界限时常模糊，容易产生同案不同判的现象。
二、案例分析：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
本罪规定于《刑法》第一百四十八条，旨在保护消费者的健康权益与市场秩序。从罪状描述看，本罪并未明确要求行为人必须具有“明知”不符合卫生标准的主观故意，这为罪过形式的解释留下了空间。在实际的个人卫生用品销售中，例如销售含有超标有害物质的护肤品或洗护产品，销售者的主观状态可能呈现多种样态：
- 直接故意：明知产品不符合卫生标准，仍积极采购并销售，追求非法利润。
- 间接故意：虽未积极追求危害发生，但为降低成本或疏忽管理，对可能造成的健康风险持放任态度。
- 过失：因缺乏专业查验能力或轻信供应商保证，未能发现产品卫生问题，导致销售不符合标准的产品。
现行法律与司法解释对本罪罪过形式的规定并不统一。有观点认为，基于本罪保护的法益重要性（公共健康），应推定销售者具有审查义务，未尽义务即可能构成故意；另有观点主张，若无法证明“明知”，则宜定性为过失。这种分歧凸显了传统故意-过失二分法在面对现代风险社会中的法定犯时，已显乏力。
三、理论再思考：引入“轻率”或“复合罪过”概念
为应对上述困境，有必要对罪过形式理论进行拓展或重构。借鉴比较法经验，英美刑法中的“轻率”（recklessness）概念或可提供启示：它指行为人认识到风险存在，却仍不合理地冒险行事，其主观恶性介于故意与过失之间。在我国刑法语境下，可考虑引入“复合罪过”理论，即某些犯罪（如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）的主观方面，允许故意与过失并存，司法者可依据证据灵活认定，而不必僵硬归类。
以个人卫生用品销售为例，若销售者未履行基本进货查验义务，销售了明显低价、来源可疑的化妆品，即便其声称“不知”不符合卫生标准，也可因其重大过失或轻率心态而追究刑责。这既能强化经营者的审慎义务，又避免了客观归罪的倾向。
四、实践路径：明确义务边界与证据标准
罪过形式理论的再思考需落脚于司法实践。建议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案例，明确生产、销售者在化妆品等个人卫生用品领域的审查义务层级：例如，对卫生许可标志、检验报告的查验应属基本义务，未尽此义务可推定具有过错；完善主观方面的证据规则，如通过聊天记录、交易习惯等综合推断行为人是否“明知”或“应知”。可探索阶梯式刑事责任：对故意行为从严惩处，对过失或轻率行为适当从宽，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。
五、
我国刑法罪过形式理论需在传统框架下注入新思维，以应对法定犯时代的挑战。以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为镜，可见在个人卫生用品销售等关乎民生安全的领域，厘清罪过边界不仅关乎个案公正，更影响市场秩序的维护。通过理论创新与实践细化，或能构建更灵活、更公正的主观责任认定体系，使刑法在保障安全与促进发展间找到平衡点。
